中国“万宝路”之乡
庞大的地下烟草产业使中国成为全球假烟巨头
国际调查报道记者同盟.
云霄给人的第一印象与其他在动荡的工业化转型期发展缓慢的中国乡镇没有太大的区别：城区街道两旁竖立着褪色的广告牌，在摩托车的轰鸣声中，戴着竹斗笠的摩托车主争先恐后忙着招揽过路的乘客。市中心有一条醒目的号召市民“大力发展地方经济”的红色标语——但这个信息似乎有些讽刺意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云霄已经出现了一批闻名全国的百万富翁。
但是，县城里看不到这些百万富翁的行踪。
洞穴、山顶甚至在几米深的地下，林木环绕的云霄山区到处遍布着非法香烟制造厂。据统计，在云霄，这个地处福建省西南部、面积有两个纽约之大的县城隐藏着200多个加工点。过去十年，中国的假烟产量比1997年飙升了8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假烟产地。中国假烟工厂每年出产4000亿支香烟，足够供应每个美国烟民一年抽460包烟。曾经以出产枇杷著名的云霄县成为假烟业的中心地区，据官方的说法，该县每年出产的假烟占到了总产量的一半。
今天，中国假烟支撑着一个数十亿美元的黑市，甚至关乎每一个烟民，而这个产业本身却很少为人所知。从纽约的食品店到伦敦的杂货铺，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销售中国出产的假烟。在中国，生产一包假万宝路烟的成本是两毛钱美金，及时售价比其他香烟便宜，在美国的售价仍可以达到20倍。在全球犯罪组织的操纵下，假烟贸易急剧增长，不但加重了人们的烟瘾，更使各国政府每年损失几十亿美元的税收。执法官员称美国市场99%的假烟以及欧盟市场80%以上的假烟都来自中国。同时，中国政府打击假烟的行动也遭到了假烟生产者的聚众阻扰、暴力抗法甚至报复杀人。
“大多数工厂都是在地下”，一位云霄烟贩语调平静地说，“工厂在建筑物下面，你想都想不到它们藏在哪里，地下室里有暗门”。她说，甚至在那座红色屋顶和彩色雕花檐角的村庙下面都藏着一个工厂。
60个版本的万宝路
尽管这是个几乎无形的产业，制造假烟却十分有利可图，其利润和生产毒品不相上下。一个集装箱假烟（1000万支烟）在中国的生产成本是10万美元，走私到美国后在市场上出售的价钱可以达到 200万美元。毒贩一旦落网，可能被判终身监禁，与之相比，香烟制假者所获的刑法简直无关痛痒——只要在监狱里呆上几年，或者交纳一笔罚金。
从对执法官员、烟草公司调查人员以及走私者本人的采访中可以看到，制造假烟这门生意正在中国急速发展，并且加入者源源不断。一些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在经销环节扮演了重要角色，纽约、温哥华、鹿特丹、勒阿弗尔、巴伦西亚和汉堡等地的团体尤其活跃。这个行业也吸引了大批中间商和走私犯，特别是中东人和东欧人。
Andrew Robinson是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品牌保护部门的负责人，他说“在过去几年，几乎每个市场都成为假烟的目标”。2001年，中国制假者生产8种假冒万宝路产品。去年，PMI报告指出，中国制假者可以生产万宝路在60个国家销售的不同版本的产品，包括印花税图案和各地的健康警告文字。
“十年前，几乎没有假冒香烟”，欧盟反假冒办公室（EU’s Anti-Fraud Office，OLAF）负责假烟调查的Austin Rowan说。去年九月，假烟浪潮席卷整个欧盟，大多数的万宝路来自中国，OLAF因此在北京任命了其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官员。仅在英国，政府每年由于假烟损失近50亿美元。“人们对这些产品趋之若鹜，” Rowan说。
与正规生产的香烟相比，假烟对人的危害更严重。分析显示，中国假烟所含的危险化学成分比品牌香烟高：尼古丁高出80%，一氧化碳高出130%，还含有虫卵和人粪等杂质。并且，对于吸廉价香烟的烟民，健康权威机构担心吸假烟会削弱他们戒烟的动机。（疾病控制中心研究显示，香烟价格每上升10个百分点，消费量就降低4个百分点）
在90年代，中国出产的假烟通常容易识别，它们包装简陋，健康标识拼写有误，印刷模糊。今天，OLAF报告认为要识别中国假烟需要复杂的专业辨别手段。在英国，某些地区报告市场上销售的香烟有1/3以上是假的，多数产自中国，海关官员专门带着训练有素的狗到街上试图找出假烟。种种线索表明，这些高品质的假烟都来自云霄县。该地区出产的香烟如此名声在外，使云霄成为中国假烟制造的标志，甚至连其他地区的制假者都声称他们的香烟产自云霄，制假者本身也被假冒了。
去年12月，中国公安部宣布破获近年来最大的一起国际犯罪活动，27名嫌疑人在全球走私了至少6亿支假烟，这些香烟出现在南非、希腊、印度尼西亚和英国等地，大多仿冒万宝路和三五牌，而它们的产地都在福建西南的深山密林之中。
2005年FBI破获的一个庞大的美国烟草走私网络里也出现了福建香烟的身影，在分别代号为“皇家魔法”和“烟龙”的两次行动中，共有62名华人落网，他们把假烟伪装成“柳条箱”和玩具，将100万支香烟走私到洛杉矶的长滩和纽沃克港口。这些假烟多为万宝路和Newports两种品牌，它们随后在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约的市面上销售。
“不管什么品牌和品质的香烟，云霄都能生产”，一个曾经从事走私活动的福建人说：“你只要出个价钱就行。”
制假大潮
中国的烟草文化根深蒂固，博大精深，香烟在中国的普及程度无需多言，人们见面时交换一支烟是如同握手一样的礼节，而高档香烟也是婚礼、行贿乃至祭祀祖宗时常见的礼品。
正如一位来自烟草公司的官员Rothmans所言：“估计中国烟草消费的总数简直好比想象宇宙的极限”。中国烟民每年消费了世界香烟总数的三分之一，达到2.2万亿支。同时，中国与香烟有关的死亡率十分惊人，估计有三分之一三十岁以下的中国烟民可能死于吸烟引发的疾病。
和其他与烟草相关的问题一样，中国本地市场上假烟的数量也在急剧增加。“我们每个人都在想办法对付假烟”，一位北京的烟民说，他只在自己认识的店主的商店里购买香烟。假烟问题如此严重，甚至列车乘务员都在车厢里兜售75美分一包的香烟，这些香烟的包装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烟。
尽管西方市场最为有利可图，但对于走私者来说，也是风险最大的地方。中国内部的地方关系网以及地方保护主义为走私行为提供了机会。一位海关官员承认，这些年花1万美金送礼就能在厦门海关为一集装箱的走私香烟打开通道。（即使不送礼，中国海关的开箱检查率也只有1到2个百分点）而在中国境外，走私香烟的集装箱更容易被开始关注假烟贸易的境外执法者截获。
“我们一直都看到有假烟被查获”，PMT的Robinson介绍说。今年5月，英国查获了2000万支从中国进口到南安普顿的假冒Regals香烟（价值八百六十万美元）。也是在5月，西班牙查获了从中国赤湾和蛇口口岸出口的2000万支假冒万宝路香烟，这些香烟报关时登记的名称是床垫。同时，法国海关也在巴黎郊区截获了中国制造的数额超过1500万支的假万宝路香烟，有的香烟上使用越南语、阿拉伯语和法语的健康警告。
然而，OLAF的Rowan认为，这些查获的假烟不过是冰山一角。走私者通常从迪拜、新加坡等地兜一圈来隐藏这些集装箱的原出发地，有的在到达陆地转运之前会在海上转上三个月。和整批货物的高额利润相比，即使一个集装箱被查获，损失也不可怕。“如果十个集装箱被查获了九个”，Rowan说：“走私者也不会亏本”。对制假者来说，获利实在是太可观了。据制烟者介绍，高级的制烟机价格在150万到300万美元（可以从阿里巴巴等网站上购买）。“但是大家都知道，只要生产几个月，投资就可以收回来”，一位云霄的烟贩说。有些工厂雇用了超过500个工人，年产值可以超过1亿美元。
在如此巨额利润的诱惑下，地下工厂也聚集了一伙亡命之徒。制假者装备了半自动步枪，几次打击制假工厂的行动遭遇了暴力阻扰，每年都有一些官方或私人的调查者在试图潜入这个行业的过程中被杀。中国警方通常在一次打假行动中要出动几百名警察。中国工业安全专业协会（China Association of Industry Security Professionals）的Keith Tsang介绍说，2003年一次行动就动用了五千名公安干警。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假烟制造者非常依赖澳门、台湾和香港的技术人员以及高品质的包装技术。然而，到今天，中国制假者大部分依靠内地的供应商：烟草来自西部的云南省，包装来自邻近的广东东莞和汕头，机器可以向地下生产者网购或向倒闭的国企购买。（过去十年间，中国合法的香烟工业进行了重组，工厂数量从2001年的185家缩减到31家）。
云霄制假烟者全副武装，在一些打假活动中，警察必须摧毁混泥土掩体才能找到隐藏的机器设备。随着制假技术的提高，制假者对市场变化的反应也在加快。今年1月，爱尔兰查获了一批2000万支假冒Benson & Hedges香烟，他们发现这些中国制造的香烟上面贴着爱尔兰新近公布、刚刚发行几个月的印花税码。
互联网的出现使制假者更加嚣张，他们公开通过网店招徕生意，宣传产品以及设备的先进程度。有家成立于1993年的云霄工厂向客户宣传他们的产品出口到亚洲和非洲，他们在老挝拥有自己专用的烟叶种植地等信息。这家每周生产8000万支香烟的公司还承诺在六天内完成生产任务，直接为海外客户送货上门以及提供完善的客户服务。
这些话听起来非常诱人，制假者还向一些试探性的买家保证这个生意在美国尤其“利润丰厚”，他们在网站上说“我们努力建立和保持一个完全诚信的管理文化，非常感谢您与我们的合作。”
詹姆士•邦德和猪粪
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国，一个成功的产业不仅仅依靠技术，还需要投资者和经销商的大力支持。董欣跃就是其中一个经销商
四方脸、大盖头的董欣跃曾经是福建的一个小鱼贩，他在过去十五年里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烟贩之一，不过当时董欣跃并未涉足假烟走私。在90年代初期，他发现了一个普通商品里蕴含着黄金：从海外走私万宝路和三五牌香烟到中国。
中国政府对外国烟草公司的政策一直非常严厉，限制进口数额并征收高达430%的关税。但这并没有阻止像英美烟草这样的公司走私香烟到中国，更无法阻挡类似董欣跃的中国商人从菲律宾等地走私合法生产的香烟到中国，从中牟取暴利。
但是，中国在90年代加大了打击烟草走私的力度，于是董欣跃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金矿”：假冒香烟。他开办的工厂分布在福建、菲律宾（2005年被当局关闭）和北韩的罗津特区。近年来，他的企业据说每个月运送50个集装箱（即5亿支香烟）到美国、欧洲和亚洲各地。根据烟草行业调查者的报告，董欣跃为躲避当局的追捕，往返于新加坡和邻近几个国家。最近，他的企业开始使用渔船在亚洲走私产品，从而更有效地逃避海关缉私人员的搜索。
董欣跃和他的制假同伙们想出了种种办法对付当局的检查。一位制假商（2001年已被捕）把工厂伪装成解放军营房，20名工人穿着旧军服，每天早上在院子里唱国歌，进行军事操练。其他制假设备则寄存在船上，仓库里甚至藏在湖底。
Keith Tsang 是设在香港的调查机构Intellect Consultancy 的主任，他说，“寻找这些家伙的过程就像007电影，你简直无法相信那是真的。”在云霄，工厂通常隐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人只能打开地面上的盖子走楼梯下去。地上的草皮掩盖了烟草的气味，附近的岗哨监视着过往行人。流水线上的工人一组有六到七人，他们把烟草装进笨重的大型机器里，机器轰鸣声在整个水泥地下室里回响。而在地上，制假者用其他手段来消除烟草的气味：把双层玻璃和棉被塞在墙体里，用猪粪铺在附近的地面。调查者说，在云霄发现一个工厂最简单的办法通常是寻找工业用电来源的标志。
和其他行业一样，中国的制假工厂分工明确：烟草切割和烘干在一个地方，卷烟和包装在另一个地方。现在，为了运输方便，包装一般在港口城市旁边完成，包装也是唯一一个需要手工操作的过程。在主要的分销中心，比如离云霄300英里外的广州市，工人还是要用手把香烟装进不同品牌的包装盒。在城市里聚集着各种批发商的角落，能看到来自福建的少女们挽着手走在黎明时分安静的街上，等着下一份包装厂的工作。
25年前，当跨国烟草公司开始走私行为的时候，中国的烟民纷纷涌向外国品牌，今天，假万宝路和三五香烟已经非常普及，很多中国人甚至都不愿意再碰这些品牌了。一位过去在深圳从事香烟走私的人对此的解释是：“谁都不知道它们是不是真货了。”
山高皇帝远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一直遭到尖锐的批评。但在打击假烟方面，北京政府打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中国合法的烟草生产和销售部门都是国有的，在一个拥有4亿烟民的国家，这无疑是一笔大生意。（地方政府也积极保护烟草业，截至今年五月，湖北省的政府官员已经在一年里被要求消费了23万包本地出产的品牌香烟）。2007年香烟销售占了中国预算近8%的比重，中国在打击假烟方面具备了强烈的动机。
作为相关管理部门，国家烟草专门局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早在跨国烟草公司尚未开始正视假烟问题的1995年，国家烟草专门局已经投入了1千2百万美金打击假烟。据统计，目前国家烟草专卖局已派出5万多个打击假烟的队伍。同时，据云霄县公安局统计，今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已经派出150名干部直接到该地区进行长年蹲点。
官方称，去年国家烟草专门局在中国各地捣毁了3312个生产点，抓获7128名参与制假者，查获83亿支假烟。国家烟草专卖局定期举行公开的“销毁活动”，销毁查获的制烟设备，他们用起重机吊起制烟机，然后扔在水泥地上砸碎。
“中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打假”，研究该问题的Dartmouth 学院（Dartmouth College）Martin Dimitrov教授对此表示赞同，“但问题是，效果并不显著。”问题不在于制假者没有感受到压力。有生产商说他们当地的制假者一天损失就达到30万美元，通过打电话，他还发现，制假者的数量减少了，他们不想再曝光给新的买家。
然而，对于云霄的工厂来说，正应验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山高皇帝远。云霄的乡民也 有他们自己的说法“任何一个干部不出半个月就能被搞定”。有时候制假者只要送1500美元的礼 就能买到生产执照，或者获得一些官方的通融。有报道称，去年有28名官员由于牵涉 假烟而被捕，罪名包括玩忽职守、纵容包庇以及参与制假。
换一个角度，假烟工业也提高了当地的就业率，一些地方官员因此也不太情愿进行打击。华盛顿全球知识产权战略中心（Glob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Center ）领导Tim Trainer 认为，“对于当局来说，现在的问题是，在经济发展放缓的时候，你是否真的愿意关掉这些制假工厂？”
对某些人来说，答案是不。去年，尽管中国经贸部保护知识产权行动的数量比2007年增加了13%，但是移交给司法部门的案件却下降了40%。今年1月，广东省检察院指示检察官“谨慎选择案件”，对于非严重刑事案件，“选择适当时期延迟执行”。12月，山东省公安局局长（最近由于腐败问题被捕）要求公安警察避免“恶化”商品生产问题，防止“群体抗议活动的增加”。
不管中央政府的决心有多大，国家力量的干预也仅仅到这个程度。一位要求不要公开姓名的云霄县邻近地区的公安干部说，他的上司有意降低打击制假者的力度，逮捕制假者的情况基本上很少出现，多数工人被抓获以后“仅仅罚点钱”。即使被捕，他们的老板也会用行贿或保释等手段让他们得以释放。而抓这些老板，这名干部说“不可能”。他们非常隐蔽，躲藏极深，有些人甚至拥有中国22个不同省份的100多张假身份证。
据Keith Tsang介绍，即使他们最终落网，对制假烟者的最高刑罚是7年，3年徒刑是最低的也时最普遍的处罚。而要达到这个标准，当局必须查获36800美元的合同或实物，所以制假者往往选择分散生产活动和储存地点。
“根除这个行业是不可能的”，前文提到的公安干部说，“打假活动很多，但我看不到任何清除这个行业的长期计划”。尽管国家烟草专卖局拿出所缴获的假烟零售额的15%给警队作为奖金，但他认为，这些奖励无助于抓到那些制假者。“如果我们拦下了装假烟的车，可司机却跑了，警察是不会在乎的，因为他们仍然可以拿到奖金。”
一个公司在过去五年已经改变了其在中国的策略，把注意力更多 地放在缴获中国出口的物品而不是在识别产品的产地上。“理想情况下，我们可以追 踪，但现在已经非常困难了，” 一位员工说，数量太多了，而且，“最终，我们真的能说 服福建省当局去捣毁这些制假点吗？”
上海教授
极少人在云霄愿意公开谈论他们的这一产业。一位30多岁、偶尔买点香烟，颇有些见识的妇女试图向我们解释这个行业为什么在当地如此兴旺。她说，制假不仅仅是做生意，它关乎宗亲血缘。只有在当地家族关系清清楚楚的人才能到工厂上班，当地市场被各个家族瓜分，一旦生意做起来了，就会得到别人的尊重，这也刺激了其他家族去开发他们自己新的市场。团结非常重要，一位当地烟贩说，这就是云霄能够自保的原因。
云霄狭窄的道路上、酒店里遍布着各种监控，外来人员经常被跟踪。尽管当局悬赏几千美元获取情报，当地居民很少有人敢冒这个险。那位妇女说：“就算拿到钱，你也没有命去享受了。”
但说到生产，她介绍说，云霄人一点都不逊色于那些具备商业头脑的“专业人士’。她说起一位上海化学教授的故事，五年前几个厂主联合邀请这位教授来帮助他们模仿中国知名香烟品牌”红塔山”，向教授付了1万5千美元的报酬，并且还奖励给他专利费用。类似地，几年之后，当地厂主又从拥有包括“中华”等中国顶级烟草品牌在内的国有上海烟草厂聘请退休工人到云霄住了一个月，协助调整当地的香烟配方。
在和中央政府的拉锯战中，云霄的假烟生产这没有丝毫退缩的迹象。有些人开始在其他地区，包括附近的平和县和漳浦县投资开办新工厂，有些人把整个生产线转移到越南和缅甸。同时，海外地区针对假烟流入的执法也遭遇到问题。根据BAT的报告，从查获的集装箱去追溯到其生产者“几乎不可能”，因为几乎所有文件上使用的公司名称也都是假的。
一位烟贩说，也许有一天，云霄会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需要很长的时间。她认识的一位厂主投资二百五十万美元在其他地方开始了合法生意，但最近他退出了，非常失望地回到了云霄。这位烟贩说“因为利润和假烟实在没法比”。
不管怎么样，她还是希望这个产业会出现变化，“我们当地老百姓都盼望着有那么一天，大家能齐心协力，建一个真正的工厂”。
香港记者Patricia Chan协助完成本报道